应当承认，部分期刊从业者对未来的疑惑是有一定根据的。新媒体的强势发展，分流了传统期刊的部分广告，分流了部分读者，很多期刊社经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正在大力推进的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机制改革，对很多期刊社来说，感受到的是不适应，是压力，而且目前还没有看到令人鼓舞的改革前景。

　　我记得，2004年南方的一个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杂志业濒临失败》的署名文章，作者把当时的期刊业描写成“一盘散沙、一群乱蚁或一只在锅里被慢火煮热的井底之蛙”，他断言，“中国现有的品牌杂志5年后集体玩完”。当然，事实证明，这篇文章的预言太过极端，10年了，我国的品牌杂志不但没有“集体玩完”，而且很多杂志包括一些品牌杂志都有了长足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不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没有要掩饰当前期刊业面临困境的意思。当前的困难是个严酷的现实，但是在困难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给我打比喻说，当前我国期刊业如同一片落叶，好像在飞翔，毕竟在坠落。这个比喻很生动、很形象，也多少说明了当前我国期刊业的处境。但是我要说，虽然在坠落，毕竟还在飞翔，在飘落的过程中，在外力的作用下，还有可能向上飞扬。因此，只要这片落叶还没有着地，我们就有责任让它继续飞翔。

　　这里确实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期刊业的发展趋势的问题，有一个我们从业者的精神状态问题。现在大家都谈论中国梦，我们期刊从业者也要有梦想，要有振兴我国期刊业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在看到困难一面的同时，还要看到光明的一面，看到社会对期刊业发展的期盼。

　　其实，当前发展我国期刊业有着许多有利条件，活跃着许多积极因素，我国期刊业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首先，中国梦赋予了期刊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凝心聚力，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期刊业是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期刊人有我们期刊人的梦想，期刊业的发展一旦汇聚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洪流中，其力量势不可挡。中国梦为期刊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从事期刊出版工作，要善于与党和国家的大局联系起来，要自觉地把我们的工作汇集到社会大潮中去，只有这样你才会感到你的工作不是孤立的，你工作的时候才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你才会感到有支撑，有信心，有力量。如果你拘泥于为办刊而办刊，你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到一种盲目性，成为一种纯粹的谋生手段。中国共产党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我们的先辈们冒着被查禁、被拘捕甚至生命危险，创办各类刊物。他们也有经济压力、生活压力，但是他们为此前赴后继，传播革命真理、救国理想。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们有梦想，有信念，有抱负。如果我们今天能把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办刊的责任感、使命感就会由然而生。这是一种无穷的力量。

　　其次，小康社会建设为期刊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向全世界宣告，我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的社会，包括文化软实力的显著增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全面提高。期刊业的繁荣发展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既是小康社会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条件。在国外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就有年人均拥有期刊数量的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我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也包含了年人均期刊拥有量。可以说，小康社会建设对期刊业的发展是一种刚性需求。这就是所谓的“题中应有义”。何为“重要条件”呢？就是小康社会建设需要期刊业提供智力支持、舆论环境、文化保障。据有关部门研究表明，我国科技人员从期刊中获得的情报信息占整个情报信息来源的70-80%，有的学科占90%以上。近百年来，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以期刊论文形式首先发表的。由此可见，人们的学习、科研、工作、生活都离不开期刊。

　　但是，目前我国期刊业的发展水平与小康社会建设还很不适应，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1）期刊社规模小，经营分散，总体实力较弱，竞争力不足。我国近万种期刊，分散在六千多家出版单位，平均一个出版单位不到两种，大多数期刊只能勉强维持生计。（2）期刊整体质量有待提高，很多期刊市场适应能力差，学术期刊影响力不大，高质量学术论文外流严重。有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学者发表在美国《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比上年增长了35%，我国重大科技成果，大多在国外期刊上首发。（3）期刊结构不尽合理，不适应读者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美国的学术期刊占全部期刊的24.9%，消费类占70%，我国消费类期刊占比不到30%。美国有许多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期刊产业做得很大，我国学术期刊影响力小，期刊产业的规模也很小。美国一个老年期刊能发行一两千万册，我国近30种老年期刊发行量加起来才500万册左右。（4）期刊年人均拥有量与世界年人均拥有量还有较大差距，与发达国家年人均拥有量差距更大。前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年人均拥有期刊5.2册，我国现在不到3册，日本20多册，美国10多册。可见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差距就是发展空间，全国期刊界的同仁们在学习贯彻十八精神中，对期刊业的繁荣发展要有一种急起直追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第三，数字化增强了期刊业的传播力。当前期刊界面对新媒体的出现，对挑战一面看得重一些，对机遇一面研究得不够。大家被动地感受到广告被分流，读者被分流，而没有主动地去借力新媒体。有人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看杂志了，于是我们也跟着喊，而没有认真地分析研究到底分流了多少？分流了哪一部分读者？如何把更多的读者留住？现在很多年轻人整天把着手机，不是在阅读，而是在玩手机。文化消费是一种“软消费”，存在很大的弹性和变数，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只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就会有足够的消费者。做文化产品，既要紧跟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变化，又要对其消费意愿进行引导，同时还要有坚守，才能形成健康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文化消费。前段时间我看到上海发布的一份图书馆阅读白皮书，其中有一组数据：2012年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总流通量超过3771万册次，同比增长了23.5%，可见虽然网络阅读迅速发展，传统阅读也同样在增长。近年来，有的期刊的发行量有所下降，但期刊总印数连续8年同比持续增长，从2005年的27.59亿册到2012年的33.48亿册，增长了5.89亿册。这说明，数字化、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替代关系，是可以融合发展的，如果善于借力，还能增强传统媒体的传播力。

　　第四，体制机制改革将为期刊业焕发生机和活力。我国期刊总印数1985年就曾经达到过25.6亿册，27年了，仅增加了7.8亿册。这个数据如果与我国同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数据相比，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业绩。也许不能完全这样比，但至少说明期刊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不匹配。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在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经营理念、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就肯定没有期刊业的未来。

　　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对现行的改革积极性不是很高，主动性不强。究其原因，一是可能目前改革还没有切中要害，二是可能改革措施顾及从业者利益不够，三是可能与一部分人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有关。我认为，改革管理体制与改革运行机制两相比较，管理体制是根本，没有管理体制的根本性突破，运行机制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而管理体制的改革，关键又在行政管理的改革，行政管理改革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光要求出版单位改革，自然得不到出版单位的有力响应。

　　这里也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问题。改革是一种探索，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分析、理性对待。改革作为一个过程，有些问题的是阶段性的，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有些问题也许并不是什么问题，而是我们的观念不适应改革的发展，比如所谓“身份”转换问题。我国期刊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对原有体制的惯性要有足够的估计，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证明，体制改革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一旦改革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期刊业的发展就会释放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所以，我们对改革的方向要坚定不移，对改革的部署要满腔热情，对改革的未来要满怀信心，使改革成为我们期刊人大家共同的期待。

　　以上四点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期刊界的同仁们树立信心，投身改革。期刊业还有未来，期刊业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下面，我再以一个期刊研究者的身份，对我国期刊业的未来发展谈几点看法。

　　第一点，从加强分类指导入手，营造新的“期刊生态圈”。我国目前期刊的生态环境，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已经与市场经济环境很不适应了。比如期刊社的主管主办单位有行政级别要求，使得有的期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又比如省际之间的期刊同构现象，形成期刊市场严重扭曲分割。还比如很多期刊社企业、事业体制界限不清，期刊社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当然这种情况要完全改变很难，但完全不改变又难以为继，所以要加强分类指导，逐步破解。

　　目前正在推进期刊编辑部的改革，进展中碰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问题出在对期刊编辑部的特殊性和我国期刊的生态环境研究不够。美国调控科技期刊出版的手段：一是税收减免和关税保护，二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拨款资助补贴，三是基金支持，四是出版物邮资费率优惠，五是非定价销售。这就是美国科技期刊的生存环境，是在长期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国在推进科技学术期刊改革时，能综合考虑这些情况，进行分类指导，营造出科技学术期刊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以此为立足点，改革可能就会顺利得多。

　　第二点，从行政管理改革入手，推动期刊全行业改革。目前，期刊社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是由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先行，期刊出版单位改革难以收到实效。为此，我有三点建议：

　　一要转变行政管理观念。我长期在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从我自己管理工作的体会看，在管理工作岗位上，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管住，不出问题。当然这是无可非议的，职责所在。但作为管理者的另一面，如何促进行业发展，如何更好地为行业发展服务，考虑得不够多。从“发展是硬道理”的角度看，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光明日报发表曾发表一篇文章，《用政府权力“减法”换取市场活力“加法”》，道理讲得很好，就是政府要勇于简政放权，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这是行业管理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要改进调控手段。对期刊业来说，总量控制一直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已经延续了十几年。一是要总结一下这样调控的效果如何？二是十几年了，社会环境、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固守这种调控办法是否妥当？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这种调控手段已经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我在与业界的同志接触中，很多有需要、有实力、有能力办更多刊物的期刊出版机构，都苦于得不到刊号而错失发展良机。根据当前市场情况，如果对刊号资源配置适当松绑，期刊的总发行量可有明显上升，既可更有效地满足读者需求，同时又有利于期刊结构调整，有利于规范期刊出版行为。

　　三要完善扶植期刊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我国期刊业发展潜力还很大，建议采取措施扶植期刊业发展：一是建立学术期刊出版基金，着力打造学术期刊高地；二是制定期刊“走出去”规划，实施“期刊越洋工程”；三是完善社会组织机构资助学术期刊出版机制，改善学术期刊生态环境；四是规范期刊市场秩序，拓宽期刊发行渠道；五是进一步推进全民阅读，发掘更多潜在读者；六是健全期刊发行量核查制度，促进行业公平竞争。

　　第三点，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做强做大期刊业。调整结构是实现期刊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我国期刊业现实情况来看，当前需要研究调整学术期刊与消费类期刊的结构比例问题。发达国家一般消费类期刊体量都比较大，学术期刊突出做精。而我国消费类期刊总量有限，学术期刊过滥，且普遍质量不高。而所谓的期刊产业，主要是指消费类期刊的规模效益。我国要发展期刊产业，就要加快消费类期刊的发展，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增加效益。我国消费类期刊没有很好发展起来，与我们对消费类期刊的认识有关，普遍认为这类刊物无关紧要的。其实，从社会需求来讲，消费类期刊需求巨大，从关注民生的角度，消费类期刊更贴近民生。因此，广大读者对消费类期刊的需求是正当需求，满足他们的需求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发展消费类期刊，把消费类期刊作为发展期刊产业的着力点来做。当然，做消费类期刊不但要守住底线，还要有担当，为社会提供正能量。

　　第四点，从增加投入入手，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发展新媒体，许多杂志社还很纠结。很多人说，“新媒体烧钱，咱烧不起”。对新媒体如果至今仍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就等于等死。在探索阶段，“烧钱”可能是个代价。互联网现在大家都觉得商机无限，其实在发展初期也是“烧钱”的。最近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指出，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年均增长20%以上。《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我们要认清这个大势，进行积极探索，跨过这一步也许春光无限。希望政府有关部门从传媒业发展的长远考虑，加大投入，促进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让期刊业这片落叶再飞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