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晋雅芬          

      “在中国，我们是拥有刊号资源最多的出版单位，旗下123种刊物的期刊证全都在我们的手中，而不是分散于很多不同的单位。”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游苏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其拥有旗下所有刊物的主办权颇为自豪。更让游苏宁自豪的是，现在想要加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刊
物仍然源源不断，有几十本刊物正排队等着准许加盟中华医学会系列前的严格审核。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为什么能够聚集如此之多的期刊资源？在整合期刊资源之后，他们是如何对如此庞大的期刊群进行系统管理的？加盟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到底又能为这些刊物带来什么？带着这些疑问，《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任何一本期刊如果调皮捣蛋，我们都可以把它驱除出本系列”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是以编辑出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各类医学期刊为主要任务的全国医学期刊出版机构。自1887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前身《博医会报》创刊以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经过123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中华”、“中国”、“国际”三大医学系列期刊，涵盖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的各个专业。其中，由杂志社直接编辑出版的期刊共23种，委托医院、研究所、高校、地方医学会承办的期刊为100种，遍布全国24个省（区、市）。
        面对如此庞大且分布广泛的期刊群，要实施有效的管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此，游苏宁介绍说，为确保123种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正常运行和出版质量，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在管理制度、编辑规范化建设、期刊评价与质量控制等方面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管理办法。比如，为加强管理，使管理工作制度化，杂志社近年来先后修订或制定了30多项管理制度；为加强系列杂志的质量监督与管理，完善组织管理机制，杂志社于2006年成立总编室，并根据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不断完善和制定了一系列编排规范；为客观评价期刊质量，实施编辑出版的质量控制，近年来，杂志社特别加强了期刊评价和质量控制的制度化建设。
        游苏宁举例说，在期刊评价和质量控制方面，杂志社建立了严格的“三审五定”稿件评议出版制度，“三审”即编辑初审、专家外审、定稿会终审，“五定”即供稿编辑、责任编辑、编辑部主任、期刊总编辑、杂志社社长或总编辑五级审核定稿。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编排规范》、《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等十几项期刊质量控制和评价制度。
        此外，2007年以来，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每年还要花费100万元，聘请50余名专家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对所有期刊进行封闭式的集中审读，以26项指标对期刊的政治、学术、编辑出版、运营质量等内容进行全面评价，并将评审结果和排名公布在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杂志工作通讯》上。
       “我们还严格实施自检制度。”游苏宁介绍说，在期刊出版后15日之内，各编辑部需上报自检表至总编室备核。为鼓励期刊自检，除重大差错外，在年终对期刊编辑出版质量进行奖惩时，对自检时已上报差错者减免处罚。
       “任何一本期刊如果调皮捣蛋，我们都可以把它驱除出本系列。”游苏宁坦言，尽管123种期刊遍布全国24个省（区、市），但由于杂志社掌控所有期刊的主办权、编辑部主任的任免权，如果通过审读与评估发现任何一本期刊在管理、质量等方面存在问题，杂志社都有权对刊物实施退出，甚至有权收回刊号资源，招标新的承办单位。
      “以学术引导科技期刊经营”的理念成共识
        长期以来，发行是很多科技期刊主要的经营性收入。而这种微薄的进账，使不少科技期刊入不敷出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不得不依靠行政拨款、政策性补助、收取版面费而生存。尽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期刊从业者的市场意识有所增强，但绝大多数科技期刊的经营拓展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对此，游苏宁表示，科技期刊开展经营活动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科技期刊必须明确如何利用自己刊物的优势以适者生存的方式开展有效的经营。
        “首先是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广告经营。2009年，杂志社直接编辑出版的23本刊物的广告收入突破3000万元。”但游苏宁坦言，广告并不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赚钱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利用期刊已发表的资源编辑图书。《临床病例讨论》是《中华内科杂志》从创刊就有的支柱栏目，几乎每期都有优质的文章刊出。这些文章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该刊编辑部将其中超过一半的病例分3册以《内科疑难病例讨论选编》的方式编辑出书，此类丛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多次再版。这种对期刊资源的二次利用，不仅扩大了期刊的知名度，而且为编辑部带来不菲的收入。
        出版增刊也让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获益颇丰。“长期以来，某些编辑对学术期刊为何要出版增刊存在模糊的认识，认为期刊平均稿件采用率偏低，因而要出版增刊。我们认为，绝不能因为稿件积压而出版增刊，寻找好的选题才是增刊赢利的关键。”游苏宁举例说，我国是病毒性肝炎的发病大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群众对肝炎防治的新进展了解不够。针对这种现状，《中华内科杂志》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一期《病毒性肝炎专辑》。该增刊付印之前，杂志社与相关药品的生产企业联系，使在该增刊刊登广告的厂家明显多于当年的正刊。该增刊出版后，不仅本刊的读者踊跃订购，而且出现了肝炎患者自费邮购的高潮，使增刊的发行量达到10余万册。
        “出售论文的抽印本和单行本也是我们的一大亮点。”游苏宁介绍说，在当今科技期刊发行量难以大幅增长的现实情况下，制作销售论文的抽印本和单行本是增加期刊收入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系列杂志编辑部密切关注各种新药的研发厂家和临床试验的牵头人，通过周密策划和及时约稿，争取将这一类文章率先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刊登。“2009年，我们的单行本收入已经达到383万元。为满足读者和作者的需求，大幅度提高小批量单行本和抽印本的数量，我们还利用现代数码印刷技术为作者制作个性化的单行本，从而开辟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游苏宁说。
        此外，杂志社还通过出版刊物全文光盘、合作办会、为客户提供服务、利用期刊品牌对读者和作者进行培训等方式开展多种经营，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如今，以学术引导科技期刊经营的理念已经在杂志社内部形成共识。通过多样化经营，杂志社曾经单纯依靠发行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期刊在加盟我们后收入和来稿量也都成倍增加，这应该是他们乐于把主办权交给我们的一个关键原因。”游苏宁说道。
        寻求规模效应带来的利益最大化
        掌握这么多期刊资源究竟能为杂志社带来什么好处？面对记者的提问，游苏宁坦言，最大的好处在打造期刊数字化平台上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以前，我们在与数据库运营商的合作中明显处于劣势，每家给我们一二十万元就算打发了。可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集团军，我们有底气和他们进行谈判。”游苏宁笑着说道。
        2007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突破“一女多嫁”多家授权的形式，面向全社会启动期刊数据库合作招标工作，希望通过独家授权，将中华医学会丰富而优质的信息内容与数据库运营商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手段进行整合，共同打造数字化平台，深度开发医学文献的数字化产品。“当时我们招标的底价是每年600万元，有人说我们瞎胡闹，担心会流标。实际上怎么可能会流标？最终，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3年2340万元中标，第一年支付给我们680万元，第二年780万元，第三年880万元。”谈起3年前与数据库运营商进行的这场博弈，游苏宁仍然难掩兴奋和自豪。
        “资本扩展容易获得‘马太效应’，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要求出版业必须寻求规模效应带来的利益最大化。”游苏宁表示，期刊资源聚集带来的规模化发展，不仅能够推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积极迎接数字化出版的挑战，还能够推动业务重组，打造共同市场，从而降低平均成本；能够促进业务融合，多种媒体、多种形式互动开发同一内容，从而延长产品的价值链，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获取最大收益；能够全面整合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效益的最大化。
        目前，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已经形成了期刊集团的雏形，并在集团化发展方面进行了很多准备，比如，在2008年年底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五次杂志工作会议上，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提出并制定了集团化发展规划，计划实施三步走的基本策略；2009年6月，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为正式组建中华医学期刊集团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未来的数年中，集约化管理和集团化经营将极大地推动科技期刊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强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快期刊集团化和集约化经营的步伐，打造医学信息新‘航母’。”游苏宁表示。
        在采访中，游苏宁将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比喻成一只大鸟。他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不光要自己飞，还要搭建平台，与医学科技期刊界的弟兄们一起飞，共同组建中国最好的医学期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