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7日～28日，第五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中国科协副主席杨福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张泽青等出席论坛并讲话。本届论坛以科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与数字化建设为主题，分设科技期刊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创新，科技期刊的评估体系与科技期刊发展，科技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和集团化发展，开放存取等新形式与科技期刊发展，大众期刊市场化、产业化与科技期刊发展等5个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20余位嘉宾和30余位国外嘉宾参与了本届论坛，共同讨论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之道。

        “重科而轻技”的格局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在论坛上指出，中国科技期刊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重复出版，在国内4800种科技期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领域、同定位的刊物，有的甚至就是同一家单位出版的。科研学术型期刊更是重复出版的重灾区，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格局存在着“重科而轻技”的倾向。

        这种倾向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的科技期刊都争先恐后地要挤进SCI，SCI成了引领中国科技期刊的风向标。因为SCI是对学术水平的认可，学术型刊物只有贴上SCI的金字招牌才会有作者投稿，这样才会有作者版面费的收入。对于此类期刊而言，版面费是其生存下去的根本。而对于技术应用型刊物来说因为可以紧密结合行业和社会应用，生存空间相对要宽泛一些。比如《低压电器》通过面向行业提供专业服务来生存和发展，该刊物一期杂志的大部分版面刊登的都是低压电器产品和相关厂家广告信息，杂志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广告收入。因此它们对于SCI的渴望远不如学术型刊物那么迫切，但它们在中国科技期刊界却是“非主流”，科技期刊的意见领袖们都是唯SCI至上的。而中国科技期刊想进入SCI的一条捷径就是与国外的大牌出版商合作，比如爱斯韦尔和斯普林格。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期刊中心主任肖宏指出，目前中国顶级的20本科学刊物基本上全部被国外这些大牌出版商瓜分了，都已经成为他们旗下的成员期刊。

        SCI是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实在是值得商榷的事情。SCI和“影响因子”的创始者——汤森路透科技集团，其副总裁詹姆斯·泰斯特自己也认为，由于数据全面性是SCI收录期刊的重要考虑因素，期刊被SCI收录并不等于学术水平高。其次，他也不赞同期刊以自己的“影响因子”多高来吸引作者投稿。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认为，对于特定的一篇论文来说，很难用它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直接衡量论文本身的质量。因此可以预见，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自身的“影响因子”，以此作为“金字招牌”吸引科学家投稿，将不再是明智之举。

        科技期刊食物链

        《细胞研究》主编、中科院院士裴钢“老实交代”了自己的投稿标准：“如果是好文章，我会优先选择《自然》、《科学》，水平一般的可能会给国内杂志。” 10天前，裴钢领导的科研小组刚刚在英国著名杂志《自然·免疫》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裴钢的实话实说，真实反映了国内科技期刊的尴尬现状：一心想提高自身的“影响因子”，却吸引不到好的稿子；无奈大量发表的低水平论文永远无法“赚取”国际学术圈的关注，提高“影响因子”几乎成了空想。据统计，我国每年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占全球总论文数的8.4%，居世界第二；其中，被SCI收录的中国论文约占索引论文总数的5.9%，居世界第五。有关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的“喜好”，《中国物理快报》副主编、中科院院士王鼎盛在论坛的演讲中也发布了自己最近做的一个“精确计算”： 2000～2004年间，《中国物理快报》“贡献”了8.2%的中国SCI物理论文；但若将论文的影响力分为较弱(被引10次以下)、中等(被引10-29次)、较强(被引30-299次)，然后分别计算，它的“贡献率”则为19%、4.9%和3.1%；影响极强(被引300次以上)的论文一篇没有。可见，中等水准以上的论文几乎都去了国外。更让人悲哀的是，“好论文不可能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想法，似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惯例”。

        这些事实给我们勾勒出一条生动的科技期刊食物链：我国的科技期刊在世界科技期刊的圈子里只能处于食物链的中低端，顶级的那些中国科研学术型刊物在这个链条里更像是食草类动物，因为离“食肉类动物”太近，所以在把自己养得又肥又壮时只能成为国外那些大鳄们的盘中美食；那些技术应用型的期刊却如同很多浮游生物和微生物，因为太有特色和微不足道反而能独立而自在地生活。但是它们宁静而悠闲的生活也在面临着威胁，大鳄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汤姆路透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他们现在也开始关注那些最优秀的区域性媒体，未来也要把这些媒体纳入他们的体系。

        内容为体，数字为用

        “数字化”是所有与会代表最关心的话题，也是在互动环节中讨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大家讨论的焦点仍然是“数字期刊是否会最终取代纸质期刊”以及“期刊数字化的盈利模式究竟是什么”这两个经典话题。与会的外国嘉宾一致认为纸质期刊最终要被数字期刊所取代，因为受众的阅读习惯在改变，特别是科技期刊的受众更是一群特殊的受众，他们获取信息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和享受，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因此更准确、更便捷地获得知识是他们购买科技期刊信息的目的，数字化期刊比纸质期刊更容易满足他们的需求。武汉大学的邱均平教授则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纸质期刊具有记录和沉淀知识的功能，特别是国内目前的科研评估体系不承认数字形式发布的论文和成果，这些决定了纸质期刊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中国仍然会是主流的。

        在如何解决数字化盈利模式问题方面，国外同仁交出的答卷要远远优于我们，目前数据库营销已经成为国外科技期刊的主要盈利方式，他们80%的收入来源于数字产品。而我国科技期刊的数字化现状是一般期刊社都没有能力开发数字产品，即使有能力的几家大型期刊集群目前的数字化运营也只是很初级的阶段，更不要说以此盈利了。国外科技期刊的数据库营销之所以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由精通内容的出版商投入进行技术研发，不断研发适合自己内容特点的数字技术，从而能够不断推出自己的个性化数字产品。中国科技期刊的数字化现状是技术和内容之间的断裂，这样的现状无论对期刊社还是对技术商来说都是一种无奈和悲哀。

数字只是手段，根本的核心还在于内容，没有内容的数字化永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过硬的内容再加上先进的数字化手段，我们的科技期刊才能真正做到为科研工作者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力服务。目前我国的数字期刊乃至整个数字内容产业已经形成若干强大的利益集团，短期内又很难改变科技期刊社分散经营、实力弱小的现状，从而很难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数字内容产业。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行业研究机构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比如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的媒介融合实验室正在进行相关技术和产业模式的研究工作，但无论是科技期刊社还是研究机构的力量都是微小的，理顺产业结构和产业链条的工作只能由科技期刊的相关主管部门来主导和实现。政府主管部门能否通过资助一些面向科技期刊社开放数字化技术的产业重大支撑工程，在研发共性技术的基础上形成行业标准，并最终形成一个由各期刊社掌握数字技术的分布式共享内容资源的良性产业格局？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传媒研究中心  查国伟